顾土:文革没反贪官

原标题:文革:只反清官,没反贪官

2017-02-18 09:32 来源: 共识网
作者: 顾土

这些年,贪官层出不穷,贪腐无处不在,因为对腐败的强烈不满,于是,很多人便将目光转回到文革。在网络的各种文字表达中,你会发现,将文革看作是反腐败的革命,把文革当做是批斗贪官的舞台,甚至形容文革是廉洁的温床,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习惯。

可惜,30多年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与反贪毫无关系,不仅如此,文革还是以反对、批判、清算历史上的清官而拉开大幕的。

用清官海瑞为文革祭旗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海瑞,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300多年前以刚正不阿而著称的人物,被拿来为文革的祭旗。

姚文元在文章中关于清官是这样下的结论: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尤其是清官问题,顿时成为报刊讨论的对象。关于清官是好是坏的争论,观点无不针锋相对,折中的也有不少,有些观点之极端,现在的人恐怕根本想象不出来。

极端的观点认为,清官都是统治者的忠实走狗,是统治阶级出现危机时出来维护反动统治的。这种人比贪官酷吏更阴险更坏。他们的行动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抑止农民革命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时,连吴世昌、唐兰、郑天挺、冯友兰、朱光潜、翁独健、翦伯赞等学术名家也纷纷站出来说话,其中不乏将清官一概打倒的论调。

其实,早在1965年之前,关于清官就已经成为报刊讨论的问题,其中196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第5版署名星宇的文章《论“清官”》最为著名,文章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维护法定剥削权利的一种势力。从根本立场上说,他们是和人民对立的,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忽略这一点是不应当的。这种维护法定权利的势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几种各不相同的“清官”类型,有的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有的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有的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他们的特点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因此,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给这一历史现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这篇文章,如今看起来已经够极端的,可是,在1966年却因为没有更极端而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清官问题,之所以还能讨论一段时间,恐怕与彭真等人的态度有关,他们在1966年的《二月提纲》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

不过,时间到了1966年4月,随着彭真等人的下台,情形急转直下,从此,讨论终止了,一边倒的大批判开始,尤其是工农兵的介入,更加重了批判的火药味和肆意性。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农民看透了“清官”的反动本质》里称:广大贫下中农对“清官”的看法同吴晗完全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揭露了“清官”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兴国县工人农民批驳〈海瑞罢官〉》一文介绍,在海瑞曾当过一年多知县的江西兴国县,工人、农民和老革命同志座谈《海瑞罢官》,大家义愤填膺地对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在《工农兵纷纷来信来稿,痛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报道里说,工农兵一致指出,所谓“清官”,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头子有意布设的大骗局。辽宁省锦州市女儿河造纸厂工人冯清江来信说:海瑞为封建地主阶级谋福利,给皇帝老儿卖命,他是剥削阶级的人,绝不会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包头市内蒙古一机厂工人范连仲来信说:“不管‘清官‘、‘贪官‘,他们都是官,他们的本质都是反动的。海瑞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家伙。”

解放军某部战士王玉卿来信说:“我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清官‘。‘清官’是反动剥削阶级抬出来的,是笑面虎,是腐蚀剂。”《牢牢抓住印把子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江苏省部分职工批判吴晗》还报道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邀请部分工人举行了一次批判吴晗的座谈会。工人们都认为:“清官”、贪官,都是一样的大坏蛋。在批判清官时,除了海瑞被批倒批臭外,包拯,也就是包青天等一批历史上的清官,都遭到了清算和否定。

1966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署名徐逊的文章《吴晗的“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应该说,这为清官彻底定了罪:

吴晗的“清官”论,歌颂“清官”“缓和阶级矛盾”使历史得到发展,鼓吹“清官”能给人民带来眼前利益,吹捧“清官”是统治阶级“明智派”。这种论调,宣扬了“合二而一”阶级调和;号召人们为了目前利益而忘了根本大计;要人们向反动统治阶级“明智派”乞求“恩赐”,是一种反对革命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批判《海瑞罢官》,不仅是批判吴晗、针对彭真、反对有人为彭德怀翻案,同时还要彻底颠覆旧的历史观,所以,1966年开始的讨伐,最终扩大为对海瑞的批判、对所有清官的批判,炮火越来越猛,涉及面越来越广。就像当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最终演变为对武训的全面清算。这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1966年6月1日,由陈伯达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称:“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对海瑞的横扫最后还扫到了海口的海瑞墓,墓被捣毁,尸骨被刨出来游街示众,最后拖到广场一烧了之。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场思想运动

在批判、否定清官同时,贪官仅仅作为一个理论上的附属品或清官的对应品,在各类批判清官的文字中也不断出现,不过,说的都是历史,对现实中基本没有具体所指。此后,可能由于现实中更多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有更多的“大毒草”需要猛烈的炮火,所以,历史上的清官问题,包括贪官,也就退出了舆论中心,基本不提了。

一直到1975年,贪官才如狂轰滥炸般突然间再次出现在全国所有报刊和广播中,这不是因为现实社会中产生了贪官,或是文革需要反贪官了,而是因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运动的来临。

贪官再次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完全在于涉及《水浒》的两句话是最高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一旦有了最高指示,所有的文章就不能不援引,这是盛行了几十年的官样文章的基础笔法,更何况那是个一切围着最高指示打转的年代。

“只反贪官”,是一种否定的语气,也就是说,《水浒》宣扬的“只反贪官”在当时是被批判的,这部小说成了反面教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一直被引用到1977年,其间,“四人帮”被逮捕前,这句话是为了“评《水浒》、反投降派”,而“四人帮”被逮捕后,这句话则是为了揭批四人帮“利用评《水浒》搞阴谋诡计”。

整个文革,以批判清官开路,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收尾,清官遭到彻底否定。纵观古今,横观中外,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所以说,文革思维确实是一种极致,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建设完全有别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致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水平等都远远落后于苏联和东欧,而且还自认为别人都是修正主义,只有自己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属于一个层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前者就是“五一六通知”,后者即为“十六条”,在这两个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我们看不出反腐败和反贪官是文革的目标。

1975年,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相继发表,这是经历了将近10年的文革后,对文革思想的深入阐述和系统总结,应该看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文章,但在这两篇文字中,我们也找不到文革与反贪官的直接关联。文革的罪名五花八门,有上百种,帽子满天飞,但就是没有贪官这一顶。在文革中揪出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中,有人集多种罪状于一身,如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陶铸等人,也没见到有贪官这一项。

贪污问题,虽说在那个时代也有提及,包括姚文元的文章就提了一句反对贪污,可是,这不是文革的主要目标,如果是主要目标,那就成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犹如1975年对待“走后门”那样。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每次提及贪污都是在宏大主题里稍稍挂上那么一句,类似套话,有的时候是表决心,有的时候是回忆,有的时候是表现在大批判文章里,而且都会与盗窃捆绑在在一起,叫贪污盗窃,前面或后面,肯定还加个投机倒把,总是将“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凑在一块儿说,可见,贪污当时和盗窃、投机倒把属于一个层次,因此,矛头所向往往是最基层,比如公社、大队、生产队、供销社、批发店等。即便偶有所指,也是指会计、保管、采购之类,不属于官的范畴。

投机倒把这个词,现在老一代人已经陌生了,新一代人不知道,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很长时间里,特别是文革,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不过,这个罪名若放在今天,估计多半人都逃不过去。此外,“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也是语录,引用语录是文革期间贯穿所有场合的铁律,所以,尽管贪污没有具体所指,但在各类文章中,贪污还是高频率出现,就是因为人人在叙述有关没关的问题时都必须引用这段语录。

文革期间,报刊还常常揭露外国的贪污,国际新闻的贪污一词出现频率远远超过国内,揭露贪污主要是为政治与外交服务的,与哪个国家的关系紧张了,要反对哪个政权或政治势力了,于是,贪污就成为其罪状之一。其中揭露苏联贪污的最多,连后来被定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也不例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贪污问题几乎被中国舆论揭露了一个遍。仅在人民日报上就有南越、印度、泰国、印尼、缅甸、柬埔寨、老挝、南朝鲜再加台湾,有的被称为仆从国,有的被说成走狗。南朝鲜的朴正熙,也就是朴槿惠的父亲,被形容为傀儡,其政权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一打三反”对付的是“反革命”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从此,“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虽说这次运动明确表明有反贪污的内容,但从头至尾,运动的中心目标都在于打击所谓“反革命”,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次滥杀滥捕,冤假错案横行,仅2月至11月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人,逮捕2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上自杀之路的。

1970年,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也不时提到反对贪污,尤其在报道经济战线大好形势中,都会出现“一打三反”,有的文章是笼而统之的大批判、表决心,但也有多篇文章在介绍本单位的经验时提到揪出了一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虽然没说具体情况,可这些单位都是基层的公社、批发店、商店,所以,分子大概也脱离不了保管、会计、采购员之类。而且,这些分子统统都被归入到反革命的行列,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0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就发表湘才的文章《打击敌人就是保护群众》,其中说:

“正当我们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怪论,说什么‘搞经济问题,是矛头对准群众’。我们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角落里刮出来的一股阴风。斗、批、改越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濒于死亡,就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混淆视听,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干扰斗争大方向,借以蒙混过关,这是毫不足怪的。

我们必须及时揭露批判,粉碎敌人的阴谋。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我们的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准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这些家伙,是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他们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有什么资格充当群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矛头对准这一小撮,正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为了保护广大的人民群众。”

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其目标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而贪污仅仅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社会下的一种行为,这是文革的思维,所以,依照文革思想,只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贪污问题就能随之解决。文革时代、前文革时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就是政治运动,从始至终都没有进行过廉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而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人治,人治的结果就是冤假错案横行。

其实,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贪污就已经非常盛行,贪污本身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和修正主义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始终没有创建出真正能抑制贪污的有效制度。目前世界上,反而是那些被认定为典型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拥有一套反贪污的严格制度和法律,并且行之有效,可以将贪污、贪官压缩到最小限度。

如今的贪污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横向比较,包括与香港地区比较,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就能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大可不必往回看,既不必去效法古代,更不必怀念文革。

如果效法古代,那就必须承认今天的社会与古代没什么两样;如果取法文革,那就必须取消市场经济、严控商品经济、恢复人民公社、闭关锁国、重新施行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再次实现票证购物,摧毁现今的公检法,并且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我想,这样的时代,任谁都不愿意重来一遍吧?你的房产、你的财产、你出国的权益、你私下表达意见的权利,你会放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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